周总理看审纪录片《新沙皇的反华暴行》《觉醒的非洲》。

李根强

周总理审看《觉醒的非洲》



这部影片是准备献给将于1965年夏天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。影片的内容主要是反映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非洲大陆，正在战斗，正在觉醒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。



影片的摄制工作于1964年9月开始。我与何钟辛合作编辑，李振羽、王瑜本、赵化、徐志强赴非洲大陆拍片，何方作曲，黎平、郑光泽美工，应萱剪接，杨惠制片，李连生解说，刘鉴录音，李玉杰音响，邱寿荣影片资料。钱厂长、顾凌远和我，趁到法国参加电影节之机，搜集了一些有关非洲的影片资料。历时半年，于1965年3月完成了双片。



周总理来厂审看这部影片的时间，是在3月底或4月初。这次参加审片的人不多，只有新闻司和非洲司的几位负责同志和厂的领导。另外还有北影的几位同志，他们请总理审看一部故事片。（已记不清片名）北影的同志向总理说，各有关方面对这部影片的看法分歧很大，一种意见说是很好，另一种意见认为是需要批判的片子。总理看完故事片后，因有事未来得及看《觉醒的非洲》。



过了几天，总理又来厂看《觉醒的非洲》。此时，珠江厂的同志又请总理看故事片《大浪淘沙》。总理笑着问我们，你们说先看哪一部？我们当然希望先看“非”片，可是又难以启口。总理说：新影是主人，是不是先看远方来客的影片吧，可以吗？我们当然表示同意。影片放完后，总理向珠影的同志仔细询问了各方面的看法，又谈了自己的观念和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情况。我看到秘书给总理送了药片，又悄声说了些什么。总理站起来说：今天又看不成了，对不起新影的同志，一定设法尽快再来。此时已是晨一时许，总理太忙太累了，为一部影片让总理这么费心，有些于心不忍。



大约到5月10日左右，国务院办公室同志让我们带片子到国务院去，总理今晚要抽空看片子。彭后嵘副厂长、唱鹤龄主编与我同去，在放映室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十一时许，只见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、谷牧等领导同志，说笑着一起走来，看样子是刚刚开过会。



看完影片后，总理问坐在他旁边的李副总理有什么意见。先念同志说，我看很好，看到非洲这个样子很高兴。总理对我们说，他看着高兴不行，非洲朋友看了高兴才行，你们请在京的非洲朋友看看，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又指示我们，这部片子，不仅要翻译成英法俄日等外语，还要制作非洲一些国家的语版。请外交部在政策上把关，我不再看了。



国务院专家局请了三十多位非洲朋友在友谊宾馆观看影片。座谈时，非洲朋友争相发言，说了许多赞扬影片的话，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。我们曾请外交部、中宣部、外办、中联部等有关领导先后多次审查，可是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请在京的非洲朋友先看看呢？我想根本原因是对总理的外交思想理解不深，如果早些征询非洲朋友的意见，片子肯定会更好些，心中更加感到总理指示的重要。



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，第二次亚非会议未能召开。当时，这部制作外语版最多的影片，也就未能与国内外的观众见面。



周总理审看《新沙皇的反华暴行》



1969年，中苏两党关于意识形态的大论战正争得不可开交，两国之间的关系，也是剑拔弩张。我厂派摄影师冒着危险，先后拍摄了苏联边防军在黑龙江、乌苏里江两国边境地区，不断向我军民挑衅的影片素材。



2月初，中央领导调看了这些影片素材，并责令新影以最快速度编出一部纪录片，向全国全世界揭露苏修的罪恶行径。



一个工作班子迅速组织起来。中央派总参二部徐敏辉副部长做为这部影片的总负责人，并指定外交部苏欧司长李连庆、苏联问题专家丁原洪、总参作战部陶志、新华总社军事部记者赵琦等来厂参加工作。新影军代表曹XX负责具体组织工作。



那时，我正在食堂被监督劳动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让我参加影片的编辑工作，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事。参加工作的还有编辑应小英，音乐高潮、李海晖，剪接孟玉湘，录音王忠礼，音响李玉洁，解说王棠，美工李静森、周秉钧。因动画的工作量很大，时间又紧，于是请科影美工科给予全力支援。在摄制组成立会上，徐副部长说，这是中央直接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，只许成功，必须以最快速度编出一部好影片，我做为勤务员，和你们的军代表，全力为你们服务，有什么事一概由我们负责，希望你们放开手大胆工作。在50多天里，摄制组和全厂有关车间日夜突击全力投入工作。当时，厂里的“文革”折腾得正凶，而编片工作却是一路绿灯，没有受到任何干扰，如期完成了双片。素有善于完成突击任务和勇于打硬仗的新影厂，并没有因为大动乱而丧失自己的优良作风。



4月初的深夜，我和军代表奉命携片到钓鱼台等候。不知道是哪些首长审查，影片命运如何，心情有些忐忑不安，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月编片，也许一个镜头，一句解说词，或是几小节音乐的处理上，如果某位首长认为不妥，就有可能给你上纲上线，甚至会说“查一查编片子的是什么人”，你就有口难辩，甚至大难临头。



正在等待时，好几年未见到的敬爱的周总理向我们走来，顿时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总理与我们握了握手，说了一声坐下吧就走过去了。此时，感到总理神色有些严峻，面容有些消瘦，我想向总理道一声衷心的问候，然后由于我当时的处境而没有上前。不过有总理参加审查，心里就踏实了许多。不久，康生、陈伯达、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陆续进场入座。



影片放完后，从现场反映上看，审查的人还满意，没有提出什么意见。只有江青对解说员不喜欢，提出要换一个。这次审查，总算过了一关！总理站起来向我们做了两条指示：解说员还是换一个，什么人合适由新影来选，北京剧院的演员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都可以找，你们提名单我帮你们借调（窦春起、佟玉珍同志就是因担任此片解说员，从北大调到厂里来的）；尽快把解说词送来，待审阅定稿后再录音。



从钓鱼台回来后，我们立即把《新沙皇反华暴行——苏修在乌苏里江、黑龙江上的挑衅》解说词打印成大字稿，送给总理审阅。总理于第二天就审改完毕并做了批示：

“拟同意。有几处略有修改，有一处需加上年月。即送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春桥、文元同志审后再办。周恩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廿四时。”



在总理的批示上，其他人都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一个圈，对解说词，未做任何改动，只有总理用铅笔、红笔，有时也用蓝笔做了多处修改（改稿原文略），并在改稿中指出有几处应注明年、月、日。



总理的这份修改稿，我已珍藏了多年。如今再次阅读总理亲笔修改的解说词，仿佛看到在中南海的灯光下，我们的总理为新影的纪录片操劳的身影。他亲自审看我们的影片亲笔修改过的解说词又何止这三部？



党领导下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，都凝着总理的心血。周总理生前对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的关怀、帮助和教诲实在太多、太多！我所接触的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份。仅用这样一篇难忘的回忆，表示对敬爱的周总理深切地怀念。

王贵良

李哥资料好全啊，在哪能找得到这么好的资料。